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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与媒介化的“他者 ”_民俗生活世界

健康信息网 2019-09-20 10:12:00 风俗

摘 要: 新媒介技术侵入 “日常生活”,破坏了 “日常与非常”、 “公共与私人”、 “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这一现象要求彻底修改 “日常生活”的理论。媒介化的 “日常生活”成为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道德的与社会的空间。

关键词:生活世界; 日常生活; 媒介;他者


在信息机器与现代传媒广泛地渗透进街道、社区与家庭的时代,新媒介已经成为个体理解 “日常生活”的核心方式与手段,也为个体理解 “日常生活”的复杂性提供了象征性的资源。 “日常生活”的界限已经变得不再清晰。这对 “日常生活”以及 “生活世界”的早期观念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也为重构“日常生活”的概念展示了新的可能性。

一、“日常生活”的理论

在人文科学领域, “日常生活 ( Everyday life) ”被当作一种抵制抽象思维与深奥知识的手段,它诱惑我们走向“纯粹的真实 ( really real) ”,批判现代社会的国家政治及大型经济组织,相信 “自由” 不可能在机构化的框架中实现,只能转而求之于“日常生活”。

对于 “日常生活” 概念的界定总是因人而异,但是,不同的定义中却共同包括如下一些内容: 比如吃饭、睡觉、穿衣、工作、做家务、游玩等; 也包括复杂的仪式,禁忌、礼仪、表演以及其他种种象征性的活动。总之,它是那些反复呈现的、不那么重要但又必不可少的事件。与此同时,“日常生活”还被等同于习惯性的认知模式,即阿尔弗雷德·舒茨所谓在自然态度的指导下,我们行动着却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正在做什么,像在梦游一般的认知状态。总而言之,“日常生活”指的是我们行为中那些没有有意识地意识到的、世俗的事件,它们在我们预料的范围之内悄无声息地展开。在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中, “日常生活” 向来都是被忽视的,直到亨利·勒菲弗尔提出 “日常生活”的理论:

“我们需要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哲学盘点与分析,需要揭示其模糊性———其卑微与丰富,贫乏与繁复———通过这些非正统的手段,释放其创造性的能量,这是其整体的一部分。”

在之后的 “日常生活”理论中,一方面, “日常生活” 被贬低为 “本真生活”的敌人,它单调而乏味,平凡沉闷而麻木不仁,是艺术家通过 “陌生化”的手段予以救赎的对象。另一方面, “日常生活”又被认为包含了混乱的冲动与无意识的欲望,蕴藏着革命的消息与非凡的潜力。正如加里·德波所说, “习惯以种种形式把现实掩盖在特权化的惯例之后,为了充分理解潜伏于日常之裂缝与皱褶中的奇观,需要一种被提高的意识 ( 它与对日常生活的日常态度对立) 。”这样一来,因为过度熟悉而变得不可见的事物被重新赋予新奇的光环,日常生活的日常性因其潜力的被发现而变得不再平常。

总之,“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理论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质疑 “日常生活”,揭示它的矛盾,挖掘它的潜力,把我们平淡的理解提高到批判性知识的层面,即在 “日常生活”平凡的领域中看到其潜在的不平凡。然而,“日常生活”理论的潜在逻辑是,大众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一无所知,而只有一少部分知识精英才可以充当救世主的角色,只有他们才能救赎 “日常生活”。于是,一种彻底的怀疑主义的精英的自我意识与一种不加反思的普通大众的普遍意识被对立起来了。可问题是: 为什么作为惯例与习惯的 “日常生活”一定要成为质疑的对象? 事实上, “日常生活”可能包含着来自下层社会对秩序的稳定感的企盼,对仪式的安全感的期待。

“日常生活”的理论与 “生活世界”的概念密切相关,在德国哲学家的知识传统中,经过史蒂芬·怀特、艾德蒙·胡塞尔、阿尔弗雷德·舒茨、于尔根·哈贝马斯等人不断的理论调整, “生活世界”最终被界定为 “特定社会成员预先假定的阐释性图式与意义模式的总体”。

显然,“生活世界”的话语本质上是一种描述性的理论,它仅仅强调惯例与想当然的方面,而不解释日常生活中即时性的问题; 它假设了日常生活知识的共同性与普遍性,却忽视了特定文化与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但是,与 “日常生活” 的理论相比,它更强调 “生活世界” 的 “不可超越( Unsurpassable) ” 的特点: 认为我们思维中不被思维的部分仍然是模糊的、未知的,超出了我们理解与批判的范围。换言之,我们不可能跳出身体之外并对使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成为可能的前意识或者前假定产生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对 “生活世界” ( 或者 “日常生活”) 的理解只能是部分的, “生活世界” ( 或者 “日常生活”) 本身就是对 “阐释与征服”的一种抵制。

综上所述,关于 “生活世界” ( 或者 “日常生活”) 的共识是: 第一, “日常生活” 既包括个体的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 “知道如何做 ( Know-how) ” 的知识; 也包括集体的风俗、仪式、德范乃至群 体 的 性 格,我 们 称 之 为 “认 知 的 ( Knowing-ness) ” 知识。第二,“日常生活” 中包含有一代代人经过反思沉淀下来的信仰与实践。第三,任何社会群体与个人都有 “日常生活”,都在 “日常” 与 “非常”之间移动与转换。“日常生活”理论的批判性立场与 “生活世界”思想对理解能力的反思为理解媒介化的 “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媒介化的 “日常生活”

如上所述,亨利·勒菲弗尔之所以提出 “日常生活” 的理论,是因为他坚持认为 “自由” 不可能在机构化的框架中实现,而只能在外在于官方政治与大型经济组织的 “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因此, “日常生活”既是现代政治经济之外的 “剩余物”,同时又是一个包容了 “对抗” 的对抗之所,还是一个矛盾性地无所不包的总体。但是,勒菲弗尔几乎完全忽视了 “媒介”对于 “日常生活”的意义。

对于 “媒介”,人们习惯于以 “主体 - 客体”的二元论来看待,即把媒介当作一种为主体所操纵的客体,但是,对于人类与信息媒介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言,这种观点显然太过简单化。事实上,各种类型的电子媒介都在以其特殊的方式建构着主体的位置。仅从概括的层面来说,信息机器把来自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信息汇集在一起,有力地强化了都市人口的异质性,极大地拓展了现代主体的眼界。然而,把各种异质的文化并置起来经常又是危险的,充满了随意性,它解构了都市原有的族群聚居模式,破坏了这些族群的地方性习俗,增加了社会化进程的复杂性。

对于个体而言,新媒介提供了全新的、异质的文化形式,激发了个体的兴趣,塑造了个体的性格。没有新媒介的传播,这些文化形式对于特定个体也许完全是未知的; 反过来,正是由于这些个体的积极参与,他们又为这种文化形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介克服了空间的与社会的距离,为个体提供了丰富的、可选择的文化手段。

当然,各种新媒介对于主体建构的意义各不相同。收音机大多是个体独立性使用的,而电视机大多是在家庭环境中被观看的。电视取代了大多数传统的家庭活动,把一种集体性的大众文化引入家庭。虽然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男性与女性对待电视及相关节目的态度不同,但是,新媒体的技术性特征以及它们传播的文本、形象及声音都深深地影响了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然而,在这两种媒介普及的时代,个体的“日常生活” 节奏似乎仍然没有以这些新媒体为中心,个体之间的日常活动仍然比接触媒体的经验更重要。然而不可否认,收音机与电视机已经进入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严重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经验的轮廓。此外,从油墨印刷技术到电脑打字技术的转变也深深地转变了个体工作的模式,在传统的油墨印刷阶段,一种 “主体 - 客体” 之间相互独立的关系受到强调;而电脑打字技术则涉及了个体、键盘、数据库以及程序的运算能力,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都具备认知的能力,一种全新的象征性的人机关系被建构起来了。电脑写作已经不再是一种独立的个体活动,而是同时需要与他者沟通 ( 通过聊天室、电子邮箱、微博技等) 的活动。

在新媒介技术未来的发展中,通过缩微技术,计算机与身体的结合将会更加紧密。随身听、个人数码设备、具有在线功能的手机、电子定位系统等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如影随形。视听设备已经广泛地分布于日常生活的各种空间中,不携带上述电子产品的个体已经非常少见了。而且,未来的新媒介技术将变得更加不可见,它们可能成为我们眼镜、衣服甚至身体的一部分。“随着电子媒介变得越来越日常化,人们将渐渐地不会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最后,它们会完全消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当中。

无所不在的电子媒介既意味着多种可能与便利,同时也意味着严重的危险。比如全球定位技术可能被用于跟踪,个体的隐私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公开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化的日常生活将成为个体建构身份认同的 “战场”。而身体认同的建构离不开“交流”,离不开 “媒介”,现代社会的主体渐渐依赖于媒介提供的关于世界与 “他者” 的意义与解释,并需要以此来理解他们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的意义。媒介化的呈现为现代主体理解、建构自我与世界、自我与 “他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阐释性的框架。媒介化的 “日常生活”使得 “日常与非常”、 “公共与私人”、 “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三、媒介化的 “他者”

媒介化的日常生活是一个社会的、道德的空间,正是在这一空间中,理性、价值、意义、责任、义务等日常生活的伦理被维持与创造。日常生活意味着个体与 “他者” 之间的交流,没有交流,日常生活的伦理是无法被实践的。因此,日常生活的伦理学必需考察自我与 “他者” 之间的关系,必需认识到自我与 “他者”之间差异的不可抹杀性。交流从来都不可能完全把 “他者” 结合进来,自我与 “他者” 之间 “非一非异”。 “日常生活”的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可避免地令人不快的世界中,我 们 需 要 对“他者”负责。 “他者”的世界是一个我们从来都不可能完全知道与理解的世界,它需要我们持有某种谦逊的态度。“他者”总是一个大麻烦,但是,对 “他者”负责是人之为人的先决条件,“他者”不能被抹杀掉。

关于媒介化的日常生活的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媒介化的 “他者”的考察。媒介在表征 “他者”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媒介是超越空间距离、创造在场的幻觉的重要手段,这种 “幻觉” 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主体理解 “他者”的方式。

仅以电视新闻类节目为例,比如电视让观众看到了侵略战争、自然灾难、政治丑闻、恐怖主义等令人震惊的现实,但却不需要观众真正投入责任与义务;电视把观众带进一种媒介景观,却不需要观众参与到现实的复杂性当中。比如对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的表征,在空间上既十分遥远又似乎近在咫尺,正因为我们无法接近他们,所以这些被媒介化的 “他者”创造了焦虑,这种焦虑感反过来又合法化了对他们的压制。这种关于他们的形象的主导性———缺乏其他性质的形象与语境———有力地支撑了对他们持怀疑与恶意的文化,道德的判断 ( 对他者的敏感与负责) 变得几乎不可能。

与这种把 “他者”妖魔化,消灭我们与 “他者”之间共同性的做法不同,另一种媒介化的表征策略是完全否认差异性,“他者”的形象被想当然地纳入完全熟悉的、想当然的叙事策略与话语框架中, “新闻联播”式的套语正是这样一种 “程式”,它把千差万别的事件纳入到一个整齐划一的叙事格式当中。被媒介化的 “他者” 正是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着的,媒介化的情境不仅使观众与 “他者” 疏远了,也使观众与呈现这些 “他者”的主体疏远了,观众既无法了解 “他者” 的语境,也无法了解呈现“他者”的主体的意图。在媒介化的日常生活中,对于 “媒介化”的 “他者”的责任意识需要我们反思、挑战 “媒介” 的意识形态性,对媒介的叙事结构、叙事艺术与类型程式保持警惕。 “日常活”的理论提醒我们要对媒介的表征策略保持批判性的态度,对于媒介表征受其自身规则与类型的限制保持清醒的认识,牢记媒介表征本身的局限性与不可能性。

四、“日常生活”的秩序化诉求

文化研究者们认为,电视观众是积极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意味着担负责任,意味着对电视表征持批判性的态度,否则就会成为媒介的 “同谋”,作为 “帮凶”,参与 “污名化” “他者”的行动: 一方面相信我们可以充分地了解 “他者”,相信媒介关于 “他者”的表征的事实性与权威性; 另一方面认为媒介本身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我们了解世界与 “他者”至关重要,而且认为媒介本身可以完成这一任务。总之,作为媒介的 “同谋”,就是既相信媒介报道的内容,又信任媒介具有报道的能力。

尽管 “日常生活”的理论家们强调 “批判性的立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观众并不愿意挑战现实,并不愿意对他者负责,并不愿意挑战媒介的可信性,他们有意无意间会与媒介达成 “共谋”。观众一般愿意接受媒介对 “他者” 程式化的、熟悉的描述,愿意在一个熟悉的话语结构中理解众多陌生的、杂乱无章的 “他者”,愿意 “化复杂为简单”。

也正如 “日常生活”的理论家们所批判的那样,“日常生活”希望简单、舒服与秩序,媒介正好投其所好。但是,观众与媒体 “共谋” 的深层逻辑是:日常生活安然地处于媒介对现实的媒介化及表征性的实践当中。媒介化的表征并非强加于主体,而是主体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选择了媒介。主体无法逃离充斥媒介的 “日常生活”。仍以 “新闻联播”为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每天晚七点准时收看 “新闻联播”至少可以满足两个方面的需要: 第一, “新闻联播”定时定点播放,具有 “通过仪式” 的功能。许多人习惯化地收看 “新闻联播”,仪式性地从之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沉浸于仪式性的观看活动当中,“新闻联播”的结束,标志着一天工作的结束以及休闲时光的开始。大多数人不会选择在 “新闻联播”的播出时段给别人打电话,在这个意义上, ”新闻联播”充当了 “工作”与 “休闲”之间的仪式性界标。第二,“新闻联播”程式化的结构模式与叙事策略可以给予观众某种熟悉感,带给观众安全、稳定、 “一切正常”的感觉。 “电视新闻基本上是一种叙事。它是相同情节的无尽的故事,只是相同故事的新版本。人们根本不会去记忆新闻中的事实、人物与姓名; 这些内容总是不断变化着的。然而,叙事的框架,象征性的体系却是一贯的、传统的。”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闻的叙事程式的 “重复与为人所熟悉”。

事实上,模糊与不确定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危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日常生活都十分艰难,都得持续地与不确定性做斗争。换言之,日常生活本身具有秩序化的诉求。

五、结语

现代世界目睹了现代化媒介技术大举进入日常生活的行为,现代媒介使得 “日常生活” 的模糊性与矛盾性更趋复杂。一方面 “日常生活” 意味着非现代的政治与经济的 “剩余物”,其中充满了创造性、超越性、游戏性与可能性; 另一方面它又无不受到技术理性、秩序、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商品化、资本化的影响,总之, “日常生活” 的异质性、不可预期性、目标指向性需要更新 “日常生活”的理论。

现代媒介以其秩序化的形式 ( 播出日程与叙事结构) 提供了一种解决不确定性与矛盾性的框架,减少了不安全感,满足了观众日常生活中对秩序与安全的需要与渴望。日常生活的世界植根于个体的身体经验与感知当中,这同时表现在物质的层面与象征的层面。日常生活的反复、熟悉与可预测性可以带来安全感,但是,现代媒介技术严重地影响了个体的身体感知,我们与 “他者”的身体都被 “去物质化”了。媒介创造了一种虚拟的空间,直接联系的缺乏损害了身体之间的差别感,极端化了个体性,建构了一种与“他者”发生联系的幻觉。极端化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媒介化的日常生活把私人的伪装成公共的,把独有的伪装成共享的,把不同的伪装成相同的,把遥远的伪装成近前的,把不平等的伪装成平等的。

现代媒介让我们在特定的媒介化框架中观看与理解 “他者”,但是其距离化的表征模式拒绝我们介入“他者”的日常生活,无法接受 “他者”的挑战,其结果是,媒介只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处圣地,一个安全的、整齐划一的空间,但是,这只是一个在媒介与观众的 “共谋” 之下建构起来的隔离的、孤立的 “幻境”。媒介化的 “他者”成为现代社会个体 “日常生活” 中的重要内容,是个体建构自我身份认同,建立人际交流模式的重要资源。“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理论提示我们可以选择去理解它,对它负责,挑战它并尝试改变它,而且,这种对于 “他者”的理解是我们得以存在的前提,尽管这种 “理解”永远都不可能是完全的理解。

(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文章来源:《现代传播》 2011年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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